二线城市的半导体战争

2020-05-01 65

郡县治,则芯片半导体立。

在地方政府的招商版图中,芯片产业链公司正在成为曾经落寞、但现在却最受待见的座上宾。在经济增长趋缓、土地财政难以为继、地区之间经济竞争越发激烈的背景下,大的芯片半导体项目正在成为地方政府之间竞相抢夺的香饽饽。

从武汉、合肥、西安,到成渝、厦漳泉,这些二线城市先后意识到芯片半导体产业这座大金矿。尽管没有可与北京、上海等超级城市匹敌的技术研发人才与实力,但借助芯片半导体大厂开拓市场的契机,这些二线城市利用其土地、政策和市场红利开始在芯片半导体产业链掘金。

但是,对于二线城市来说,想要谈“芯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fab厂、IDM厂与地方政府的匹配与落地,犹如一场代价昂贵的恋爱。

武汉造芯十三年

武汉新芯,是这座城市芯片产业的奠基石与灵魂。

2006年,武汉新芯开始建设,2008年,武汉新芯开始量产,其投资规模上百亿,是当时华中地区唯一的12英寸芯片生产厂。在初成立之时,由于湖北省和武汉市既无人才,又无技术,武汉新芯由中芯代管。

从2006年到2012年,武汉新芯几乎复制了上海国产芯片厂商的所有曲折。该走的路,该趟的雷,一个都没少。

首先,新芯试图以DRAM作为主要产品切入国际市场,但刚量产就迎来DRAM价格暴跌,公司不得不转换至闪存。相较之下,上海华虹比新芯幸运的地方在于,华虹抓住了DRAM上行周期的尾巴,在量产当年就实现了盈利。而武汉新芯06年开建,08年投产,时逢金融危机与半导体周期急转直下,连周期的尾巴都没有抓住。

其后,武汉新芯联手美国闪存厂飞索半导体,试图依靠飞索的技术转移至既有市场存活下来。但不幸的是,2008年的这最后一根稻草也自身难保,当时飞索濒临破产,武汉新芯几无订单。

半导体周期整体下行,无论是DRAM,还是闪存,都面临量价双杀的惨烈局面,在外国厂商亏损经营、尚不能满负荷运营产线的条件下,国产厂商必受池鱼之殃。周期不景气,只有地主家才有余粮。武汉新芯嗷嗷待哺,却吸引来秃鹫的注意。

当时,台积电、美光等外资收购方都看中了武汉新芯。彼时,武汉新芯已经量产,且为中芯托管,外资芯片大厂买下武汉新芯,等于说在中国市场又添一个成熟的生产据点,而且还能遏制中国市场的竞争对手,不失为一石二鸟之计。

所幸,2011年,中芯与武汉市政府达成协议,双方成立合资公司。

不过,在此前CV智识《上海滩造芯往事》一文中,也曾提及,中芯时任董事长江上舟在此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但不幸的是,2011年江上舟去世,中芯也远未从内忧外患中恢复。中芯与新芯,成了难兄难弟,两家待在一块,谁都不好过。

随后,机缘巧合,2012年8月,原中芯COO杨士宁加入武汉新芯,2013年,武汉新芯从中芯独立。在拉到兆易创新的存储芯片大单、与飞索联合将NAND存储器工艺由55nm推到32nm之后,武汉新芯赢得了大基金的青睐,在国家存储基地的竞争中胜出。2016年,国家存储基地在武汉启动,在武汉新芯的基础上,成立长江存储。

在武汉新芯漫长的发展历史中,当政府补贴遇上合适的企业领袖与极佳的时机之后,这家企业才实现了绝地逆转。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瞬间转变,并不能回避武汉新芯前期在经营上的无奈。

地方政府与外资合作、实现技术引进,但关键问题在于:波橘云诡的半导体周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变化,一旦失去强援,地方政府上哪里去找投出去的真金白银?所以,聪明的做法是内外市场兼重、两条腿走路的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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